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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乡与作家高晓声的患难之交

来源: 栖霞山    编辑:陈纲    2018-02-06 16:41    

文 / 丁保林自述赵绍龙整理

高晓声(1928?1999) 江苏武进人。肄业于上海法学院,1949年又入无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历任苏南文联编辑,江苏省文化局文化科科员,省文联专业创作员,中国作协江苏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王善人》,小说集《79小说集》、《高晓声小说集》等。《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分获第一、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邂逅

那是30多年前在武进县三河口中学召开的业余戏剧创作会议上。

临开会时,县文化局苏少英在讲台上对坐在大会场最后一排的一个土头土脑的人喊了一声:“高老师,你也来啦!请到前边来坐。”

但只见那个人摆了摆手,并没有动,却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悄声打听一下,才知道这位高老师就是我在南京读书时心仪已久的高晓声。

在散会时我尾随他走出会场,一把拽住了高晓声,表示要拜他为师。高晓声说,他从1958年回乡当农民后,再也没有搞过写作。1962年摘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才派到三河口中学来当老师,文革后又遭批斗,押到农村劳动改造,后来回校当勤杂工。要不是这次会议在“三河口中学”召开,是不会有人通知他参加会议的。今天是来听听而已,哪还会参与文艺节目的创作?至于教人写作,就更不敢当了。

我对他说,我原先在南京交通专科学校读书,还喜爱文学写作。1962年5月,离毕业只有一个多月了,同学们满怀喜悦等待拿毕业证书接受国家的分配。学校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接受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学校停办撤销,学生们一律回原籍,暂不作分配。可我回乡后还一直存有文学的梦想。

高晓声说:“大难离城,小难离乡。那我俩就交个朋友吧!”

听了他的话,顿时有一股热乎乎的暖流涌上心头。我上前握着他的手说:“邀请你经常到我家来跑跑,喝茶聚谈。”他爽快地答应了。

我回家乡后,被乡政府安排到新安采石厂做宣传文字工作,后来又去管理厂内的基建工程。有点空余时间与高晓声来往。可当了中学教师的他,依然干着天天流汗的体力劳动。每次到厂里来,总能闻到他身上有股刺鼻的异味。于是每隔十天半月便约他到家里来吃饭,到厂里洗一次澡。厂里有锅炉,烧好了水,两人在浴池里一起洗澡,互相擦背,什么贴心的话都能讲给我听,亲如兄弟。

借钱

有一次我去看望他,回家时太阳将要落山了,他坚持要送我。送了一阵我劝他回,他仍要送。两人便又走了一程,话也不多,有点沉默。我意识到他是有话想说,便主动问他:“老高,我们相处多时了,也十分的要好,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这下他才开口说:“老丁,快过年了,我家的口粮还押在生产队仓库里,想问你借200元钱,把口粮称回来。”说完,干瘪枯瘦的老高仰天长叹一声,又转过脸去擦泪水。

高晓声为什么穷得向我借钱,说来话长。

1957年,他在南京和青年作家陆文夫、方之、叶至诚等人发起创办个《探求者》,要在中国文坛上创造出一个现实主义的文学流派,由高晓声写了《启事》。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探求者》的罪魁祸首,遭到批判。正当省文联将批判的火力集中到他的身上时,他却突然离开南京,回去和他在病房里相恋多年的一位教师邹珠萍,以闪电式的结了婚。他想的是,自己政治上受到打击之后,还能有一个红颜知己。哪知道新婚开始一年,邹珠萍的肺病就快速发展,高晓声也被她感染。邹珠萍毅然辞掉了小学教师的工作,在郑陆董墅老宅安下了家。两人心心相印,相濡以沫,爱得刻骨铭心,谁知美人儿红颜薄命,承受不了政治和物质上的双重苦难与折磨,不治而逝。

邹珠萍亡故后,高晓声的肺病日益严重,幸亏得到苏州文化局的一位朋友帮助,住在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开刀锯掉三根肋骨,切除两叶肺,总算活了下来。后来父亲着急,认为他家三代单传,催他再找一个。他也突然想到自己有一个聪明的脑袋,应该留一个种子,不让他这么好的基因泯灭。拖到44岁经人介绍与一个年轻寡妇钱素珍结婚,并将三个女儿带来二个,在与钱素珍结婚的当年,他们就生了个儿子。加上高晓声的父亲和后母,便是七口之家。生活的负担全压在他一个人的肩上,他除了下田挣工分外,学会了编箩筐育蘑菇,还起早摸黑捞鱼摸虾做小买卖,这样拼命地干活,一家人仍然过着十分贫寒的苦难日子。

高晓声的苦难经历真让我心痛。可是我除了二行同情的眼泪外,也实在无力帮忙。我为难地说:“老高,我也有三个孩子,加上一个老母亲,六口之家,要靠我一个人30多元的工资去养活,哪还有一分存款啊!”高晓声听了我念的苦经,不禁感慨:“我俩真是一对穷兄弟啊!”

分手时,太阳已经落山,天空刷刷地暗将下来。

心志

高晓声为了解决家中的最低生活需求,要付出最底层农民的最大劳作,却总怀着一颗写作的不泯心志,不肯放弃文学之梦。他习惯于散步,边观察边思考,积累创作素材,还在自己的窝里,横拉起一根绳子,把记录着的材料写在纸片上,夹在绳子上,以便写作时对照思考。

“四人帮”垮台后,高晓声预感到他即将重返文坛。他问我厂里有没有稿纸,我说没有。后来找来几本厂里开发票用的三联单和公文纸给他,又过了些日子,我去看他,他将我引上楼梯,把一叠写满字的三联单做的稿纸递给我说:“你来得正好,我一夜没睡,刚在早晨写完了这篇小说,你坐下来慢慢看吧!我要睡觉了。”

我坐在他床前窗下的桌子边,一口气把《漏斗户主》看完了。待他一觉醒来,我凑到他床前激动地说:“老高,你写得真好啊!太激动人心了,快去投给‘人民文学’发表吧!保证会轰动全国!”

因为当时的《探求者》冤案尚未平反,所以他不敢将《漏斗户主》直接寄给“人民文学”。后来他又写了《李顺大造屋》,心里充满了信心,去南京省城打探文坛的气候。

1978年5月9日,高晓声来信对我说:“我五月四日又回南京了,以后就大部分时间要在南京了,回家的时候再去看你吧!我过去的问题已经彻底平反了,新华日报已有报道。"

高晓声的文思泉涌了,生活的积淀伴随着思想的火花,使得他的作品像井喷。一篇《陈奂生上城》写出了继《阿Q正传》之后江南农民的典型,在《李顺大造屋》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陈奂生上城》又在1980年继续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时间成了中国文坛上一大亮点。

高晓声把第一部小说集命名为《79小说集》,表示由此开始,连续十年,要一年出一部新的小说集。

我相信高晓声有这个实力,但也担心他荣誉越来越高名气越来越大,本已忙得像一只没头的苍蝇,又没有安下心来写作的固定场所,会把身体搞垮。其实高晓声的心里也早已有了这种隐忧,曾表示想到我的家董村来写作,对我说:“你的家里是我最佳的写作地方。”我也满口答应,欢迎他早日过来。

搬家

他忙了一阵,推卸了一些刊物上的工作,捧了一叠稿子和一些生活用品,真的搬进了我的家里来。

高晓声躲到我家里写作,也是短促突击式的。忙的时候他外出活动几天,把事情办妥了回到常州家里住上一阵,当他思考成熟,心里有了腹稿后再住到我家里来写上几天,最长的时候竟有二十多天。

为了能让他安心写作,我们将自己的住房搬进老屋里。这样他住在比较安静的地方,关起门来没有一点杂音。高晓声有连续写作的水平和习惯,最长一天可写十七八个小时。他写作很辛苦,当写完了一篇小说,我会陪着他出去散步,陪他到我厂里去洗澡。脱下衣服在澡堂里互相擦背,他露出的二只手臂肘子底上又黑又硬的老茧皮。他问我说:“像不像马蹄铁子?”

我回答说:“你是只千里马,要腾飞了!”

他笑着说:“即使腾飞到外国,我也永远是中国人,永远喜欢和你‘穷兄弟’相处在一起擦背!”

我的家是武进县新安乡董村村,与江阴无锡交界,距常州三十多里,到高晓声家郑陆镇的董墅村也有二十多里。高晓声逢年过节,都会带着全家老小到我家来欢聚。他进城后,当时的交通不发达,他就很难再挤到我家里来。1979年5月9日,他的来信一开头就说:“对不起三月二十八日我不曾来,其实我早就知道不能来,因为那一天搭不到汽车,自己又跑不动,你叫我怎么办?”信末,他又特意地问了一句:“你的车子装好了没有?”这车子当时指的是自行车。因为当时很难买到整辆自行车。我只能到商店四处寻找零部配件,设法自己动手组装。到了1980年1月11日他来信说:“你如有空,盼来玩,车子何时装配出来,快些,我要借用一阵,三角架我买也行。”

等到自行车修好后,高晓声又躲到我家里来写作了。一辆自行车,让他探亲访友有了代步工具。最令他高兴的是,我的妻子月芳能听我的安排,热情招待高晓声,还烧得一手好菜肴。她每天花样翻新,每年还特别为高晓声家酿五十斤米酒,一日三餐让高晓声吃得有滋有味十分舒坦。

高晓声在我家写作坐的是硬板凳,一天对我说:“啊呀!你家的凳子太硬,三天坐下来屁股上的骨头都疼起来了。”我便赶往较远一点的焦溪大镇上买回一张藤椅,作为他写作的专座。高晓声还有个吸烟的习惯,一旦坐下写作烟瘾就更大。只要听说高晓声又要来我家写作,我总要先准备好两条“西湖牌”香烟,让他写作更添精神。

写作梦

我和高晓声一同散步聊天,他经常跟我讲到写作。

他说:“文学是提倡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文学要让贫穷者有尊严。纵然财富和金钱有着吞噬一切的力量,但文学也有着感化、约束人们思想行为的力量。”

我插嘴问他:“你是怎么会想到描写陈奂生这个在生活最底层的人呢?”

他对我说:“写文章的人首先要具有寻找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信念和热情。写《漏斗户主》陈奂生饿着肚子在熟人家中低头默坐的场景,尽管人物一动不动,但我熟悉他,他是我的化身,我的内心有强烈的震撼。所以请他在文章里当主角。”我相信他之於陈奂生并不逊于鲁迅之於阿Q。难怪我每逢读他这一类文字,在忍俊不禁笑出声来的同时,常常又会感到莫名其妙的悲哀,既为陈奂生,也好像是为当年的高晓声。

高晓声对我说:“我的写作刻意做到思想独到,艺术上乘,追求能够超越人文视野极限的精神。”

我又问他:“文章动笔前,具体安排上有哪些门道?”

他回答说:“写作要有一个完整构思,然后要不顾一切禁锢,放弃一些东西,远离不喜爱的,拥抱热爱的。一篇小说从哪里落笔,要找到文章的节奏,要有音乐一样的主旋律,要有俏皮幽默和漂亮耐读的语言,再要找到有机趣的结构,在情节上做到异想天开。致情才能致真,要把心肝掏给读者。文章写好后,不要急于发表,应放在抽屉里压一段时间,然后再拿出来修改几次,往往还会从脑子里跳出意想不到的神来之笔,让文字更出彩,更耐读。”

经过较长时间的交往,高晓声对我也祘知根知底了。虽然我很热爱文学,但从知识面和生活面来看,离文学创作还远远不够。于是他劝我说:文学创作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要接受写作的持久挑战和虐待。看人看事要高人一筹,写作还要熬夜守更,来不得半点油滑,日夜思考和写作会使人疲惫不堪。劝我"改邪归正"过正常人的生活。我聆听了他的一番教诲,思考了几个晚上,决定不再痴心妄想做写作梦。

我把心里一直圆不成的小说题材讲给高晓声听,为他提供写作素材。

我厂里有一个瘸子叫丁国平,是高晓声在三河口中学的学生,他与厂里一位强壮的长跑运动员张盘根开会时,因讲笑话双方动了情绪,决定来做一次五里路的长跑比赛,并由我和另外一人骑上自行车,在双方比赛时做护卫工作。途中那一位生产科长偷偷将瘸子丁国平坐上自行车的后架,搭载他跑了大部分赛程。而那位长跑冠军是老实人,虽然跑得很快,由于跑道设在山道弯弯的隐密处,一直不曾看到对方坐在自行车后架上。当跑到预定目标的终点站时,跛子从坐架上跳下来最后发力,赢了实打实跑路的对手。此事一直被工人当作取笑的话题。

高晓声根据我的口述内容,经过巧妙剪裁构思,写出近万字的短篇小说《快乐》。我读了那篇小说,对他的创作功力佩服得五体投地,之后再也不去梦想写作。这样每天吃得饱,睡得更香,精神没有了负担,我从心底里感谢高老师。

眼泪与骨气

有一年夏天,月芳准备了一桌比较丰盛的菜肴,请高晓声来吃中饭,并将我厂里的朋友黄锡南会计也请来作陪。黄锡南早在前几年就由我介绍在厂里认识了高晓声,他们两人也成了朋友。

就在此前一天我儿子丁可人已接到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了,这是件大家称心如意的喜事。黄锡南站起来举杯祝贺我儿子被大学录取,我也频频和大家碰杯,气氛十分热烈。

可是喝了一会儿,只见高晓声面带愁容,郁郁不欢了。我上前为他斟酒时,他竟然放下酒杯,失声痛哭起来。

见状我们鄂然不知所措,面面相觑。

后来他又双手摆在饭桌上,埋下了头哭得泣不成声,似有伤心之处。还是黄锡南上前相劝抚慰他说:“高老师,究竟是什么原因如此伤心?尽管对我们直说。”

相劝持续了一阵,他才慢慢抬起头来,抽噎着说:“我十年文章写白了头,也算成功了,可是把培养教育我儿子读书的事情耽误了。我儿子不爱读书,成绩很差,我很心痛。”

我说:“你一心扑在写作上,已够辛苦了,其格成绩虽然不算优秀,但我看他很聪明,有着你的遗传基因,他办事能力也很强,年纪还轻,慢慢去教育他,现在吃饭不光靠读书赚钱,改革开放后,条条行业都很好,何愁你儿子会没有前途。其格脑子灵巧,说不定今后比你赚的钱还要多。”

听了大家的劝说,高晓声的情绪才慢慢平静下来了。

我家属于武进县新安乡,是武进县的一个小乡,横着一座东西向丘陵似的矮山叫“鸡龙山”,这座小山把我们乡里的十多??自然村一劈两半,每年三月的集巿也分南北两地分别举行。我家住在山北,把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作为集市,住在山南面的几个自然村把农历三月二十一日作为另一个集市。高晓声基本上年年都来赶集玩耍。由于他经常到我的厂里来,熟悉了住在山南村上的张福生厂长,他们两人也很谈得来。

有一年农历三月十一日,张福生在家宴请,专门邀请我和高晓声同去吃饭。我们一同来到张福生家中,受到了他们全家人的热情接待,还被安排坐在特殊正桌朝南的位置上。

那天到来的客人很多,高晓声一边吃酒,一边还注视着进进出出的来客,来客大多是张福生的干部朋友和亲戚。他们听张福生的介绍知道高晓声是有名的大作家,今天也来吃饭,所以进门时都把目光投向高晓声的脸上。

中饭吃的时间很长,大约一个半小时,在快要吃完散席的时候,大门口跑来一位肩胛一边高一边低的干部,引起了高晓声的注意。那人姓姚,曾经是新安乡乡长,他和张福生原来是上下级关系,今天是从别人家吃完饭来的。刚一进门时脸色红堂堂,高昂着头,挺着胸,目不斜视,气宇轩昂地被张福生接到楼上。

不一会儿,张福生急匆匆从楼上下来,跑到高晓声跟前,紧贴着高晓声的耳朵窃窃讲了几句,示意请他要上楼去。只见高晓声的身子向后一仰,面呈难色。张福生把姓姚的原来是乡长,今天想见一见高晓声的要求说给他听。高晓声摇着手,阻挡着张福生说:“老张,对不住,请转告,我不想见他!”

事情十分尴尬,着急的张福生脸色飞红,一时语塞,为了消解这难看的处境,我推了推高晓声说:“上去见见吧!人家原来是乡长,你也别为难张书记了。”

这时候高晓声从座位上霍然站了起来,一只脚朝出门的方向挪出了一步,对张福生说:“老张,对不起,今天别为难我,我真不愿去见他,再见了!”张福生被高晓声彻底回绝了。他悻悻地走进里间向楼上跑去。我也只好跟着高晓声跑出大门。

在回家的路上,我轻轻地问高晓声:“今天为什么这样?好像有点不礼貌。”

高晓声回答我说:“你没有注意到那位乡长跑进门的时候,兀操着头,挺胸叠肚十分傲慢的样子,我已早就听人反映说:他在职时,对这里村上一个不愿嫁给他儿子的美女还用过发难的手段。今天居然还要我去见他,我恨透这种人。这叫不给面子!”

我又说:“这样张书记不是下不了台么?”高晓声说:“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叫那位自认高高在上的姓姚的下不了台!"

招拂

1986年,我的小女儿丁婷被乡电子设备厂录取,但上班前必需交纳800元钱作为助厂资金,待以后返还。

我和月芳正在盘算着要借钱的事。刚好被才进门的高晓声听到了。这次他从广州到我家,还没住下来写作,还没有同我们介绍外出的一件件趣事奇闻,放下包裹,不加思索地说:“明天你到常州去问钱素珍拿800元钱。”

月芳知道高晓声同村的高奂生到钱素珍家里借钱碰壁的一段往事,便对高晓声说:“你老婆会同意借钱给我们么?”

高晓声听了,“嗯”地一声,立即把袄褂紧紧一夹说:“待我马上回去拿,明天早晨再回来。”便冒着西北寒风搭车进城去了。

高晓声从家里取了钱,第二天又乘头班车赶回我家,把钱交到我手里,我一点数,发现805元,把多下的5元钱还给他,他摆摆手说:“我也没来得及细数,多了就算你的啦!”在那时候,借800元钱就算是个大数目了。

1992年,我的儿子丁可人大学本科毕业,按新政策不包分配了,要自谋职业。高晓声当时住在无锡市的一个宾馆里,我专程去找他,盼望能介绍我儿子一个比较安定的国有企业。

高晓声知道我儿子是个优秀的好学生,不但成绩好,性格也稳重内向,很受他的喜爱。高晓声住在我家时,还一起在菜花黄的田野里同他合影了照片,至今夹在我的影集里。不久高晓声多处联系,通过江苏省外贸公司里的一位朋友,将我儿子安排到近家乡的武进县外贸公司。我想送点礼物感谢那位朋友,高晓声说:“他是个文学爱好者,我们是好朋友,朋友帮忙用不着破费送什么的!”

又过了几年,我陪月芳到南京去看中医,住在高晓声的家里。当时高晓声也生病住进了省人民医院。家中有他的妹妹(同父异母)阿婉照料,我们住了一星期,月芳吃了中药病情不见好转,想想再长住下去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便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常州乡下去。

我把想法告诉了阿婉,阿婉再把情况转告住院的高晓声。

谁知当天下午,高晓声从省人民医院叫了出租车赶回家,拉着我的手说:“你俩想要回去么?是住在我家心里过意不去么?我问你们,我在危难之时,长期躲在你们安排的家里安心写作,月芳天天下厨,为我烧饭做菜。现在我已好转了,月芳生病才住一星期,心里就急着要回去。你们这样做,我心里过意得去么?要明白我们仍然是和过去一样的患难兄弟啊!所以,希望你们要耐耐心,把这里当做你们的家,要把月芳的病彻底看好了再回去。这样大家才放心。”

于是我们便又住在他家继续去医院看病。在那段日子里,高晓声经常从医院里赶回家,对我们关心备至。他还抽空写了二幅条屏送给我,分别是:

“山深流清泉,岭高昂白头”;

“借得千亩肥沃土地,播下万斛清白种子"。

后来月芳的病看好了,也从未复发过。每想到高晓声对我家里的事,不分巨细常施招拂,帮我解决一件件急难之事,心里就无比的激动和慰藉。数十年来回忆起他的往事,对他依然保持着如初识时的新鲜和激奋。